饱可以维持，有屋可住，代理县令还率领着他们重建房屋。他离家的时候，港口已经开始恢复运作了，又有了新的商船运载各种粮食、布匹、木材前来，虽然比不得过去繁华，但至少有复兴的希望在。

    回答完众学子们的问题，赵焜还语重心长地告诫他们：“这都是官员贪腐、惰政之故，诸君皆是朝廷栋梁，还望要引以为诫呀。”

    众学子们自然是纷纷附和，其实也有人嘴上应着，心里却不以为然的。天灾这种事，谁能预料得到呢？这回若不是广平王揭了堤坝案，又恰好遇到百年难遇的大潮灾，那海坝修得坏一些，也造成不了多么严重的后果。十年苦读为的是什么？千里做官为的是什么？还不是“富贵”二字？哪个官员不是这么做的？只不过这回坏事的那几个特别倒霉罢了。

    就在这时候，尚琼不紧不慢地从门外进来了，高声道：“赵举人说得好。若不是地方官员辜负朝廷信任，贪墨公款，也不会累得近万百姓惨死。犯下了这样的罪责，他们也不会有好下场。诸君日后为官，只需想一想，如今大理寺牢狱中住的都是些什么人，就知道该怎么办了。诸君十年寒窗苦读，可不是为了落得那般下场的。”

    这话听得众学子人人色变。虽然大家都觉得尚琼这话太不吉利，可他是太傅之子，皇帝的小师弟，也是士林名家，在这书馆中地位超然，平日对他们指点良多，众人都不敢无礼，纷纷恭敬应声。

    有了尚琼出面，这两幅画在书馆中算是稳稳地收录下来。平时就卷起放在“地理风土”类别的专用书架上，但总有人会借来看。学子们议论的重点也参差不济，有人讨论天灾，有人讨论廉政，还有人讨论堤坝案——怎的审了这么久，还不见结案呢？害死了那么多百姓，那些人早该处以极刑了！

    没过多久，又有更多的举子赶到了京城，提前来准备二月举行的会试。其中就有上海府的举子们，还有一位更不得了——他是南汇县今年唯一一位前来赴考的举人。

    正主儿来了，他既是南汇本地人，想必比赵焜更清楚当地的情形。书馆的学子们小心打听得他没有亲人在潮灾中去世，方才放心地询问起他来。

    不料这一问，那位举子就激动得当场落下泪来。他是没有亲人死亡，可他的家业却全毁了。他在南汇本是富家子弟，父母早亡，娶得一房贤妻，生了两个孩儿，全家人住着大宅子，手握百亩良田，另有十多间店铺、四处仓库出租，生活富足安逸。潮灾发生时，他带着妻儿前去奉贤的岳父家中省亲。一夜之间，他一无所有，房子店铺被冲塌，良田尽毁，仆从死散，连父母牌位都不知去了哪里。他只能带着妻儿寄居在岳父家中，一草一纸俱是依靠岳家接济，上京的路费还是亲友们勉强凑的……

    他还提到，南汇县今年有资格参加乡试的生员，原有几十个，可最后参加的却不足十人。那些未能出现的生员，不是早已在潮灾中丢了性命，就是有丧亲之痛，需要守孝。整一个七月，他妻子替他足足送出去五十八份奠仪，其中不乏同窗好友、亲近师长……

    他对堤坝案的犯官们深恶痛绝，还冷笑着说：“前任南汇县令坏事后，他的家眷住进了一家豪门大户的别院，仍旧锦衣玉食。可那又如何？海潮一来，那家大户自身难保，他妻儿俱亡，仆从四散，只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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