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应该是大胡子了。不过大胡子开了一个头，西方并没有接着发展下去。

    所以说研究哲学，或者在中国研究思想，要走过时光的尽头，去看一看他们最开始的在哪里。砝码是人类制造出来认识世界的，研究世界的，所以用砝码做比喻比较合适。对于一个哲学家，或者思想家，都应该问一问，砝码有多重。标的重量与实际重量不相符，是砝码错了，还是标的错了。

    西方哲学家，不管是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他们的思想受上帝的制约。一直到现在，没有西方思想家能够冲破这种制约，不管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不管是赞成的还是反对的。如果一定要强行对比中国文明史，西方康德、黑格尔、孟德斯鸠、卢梭、笛卡尔等人可以类比唐宋诸儒，萨特可以类比王阳明。在思想史上的地位，大约如此。他们具体的思想或许不同，但其实有脉络可寻。

    中国有五千年文明，五千年文明难道都活到狗身上去了时间是文明认识的必要条件，想跳过没有那么简单。纵然有一两个超凡脱俗的人物出现，也覆盖不到普罗大众。因为你说什么，他们要么不懂，要么不想懂。

    宋朝灭亡以后，中国在文明思想上实际是退步的。朱元璋虽然有驱逐鞑虏，恢复中华之功，但在思想上，实际上更加继承元朝的统治者。到了清朝，就更加退步到成为世界的玩物了。

    王宵猎曾经看过一部电视剧雍正王朝，记得雍正对谁说过一句话，大意是我是天下最厉害的读书人。这句话说得够狂妄，所以一直记得。雍正当然是是天下最厉害的读书人，说出来这句话，要么是雍正无知，要么是写电视剧定这句台词的人无知。读书人没那么廉价，雍正纵然是天下的书读遍，也没有资格说这句话。无非是一部分读书人出来做官，被雍正管，一部分不出来做官，不被雍正管。就是出来做官被雍正管的人，心里想的也未必就是做的。

    中华文明到了清朝，实际已经到了谷底。如果清朝不被推翻怎么样无非是一步一步后退，退到那些你现在鄙视的民族的样子罢了。

    明朝时候中国出了王阳明，提出了心学。不过心学在中国并没有大行于世，反倒在是在岛国日本获得关注。因为日本人关注、推崇，所以某个中国领袖也就推崇。梁启超甚至提出，中国只有两个半圣人，就是孔子、王阳明和曾国藩。王阳明做圣人已是可笑，说曾国藩是半个圣人就是搞笑了。

    梁启超的时代，中国成了列强的玩物，事事皆差，读书人失去理智，说一些不靠谱的话情有可原。其实何止是梁启超，有人提出要用拉丁文代替汉字，有人提出中国事事皆差，应该全部废掉学西方。就连鲁迅，也是以批判中国的国民性为业的。其实中国的国民性有什么问题是统冶者太差罢了。

    我们不应该忘记这些批判者。他们说的话有的对，有的错，但是都是唤起民族觉醒的良药。正是有了他们，才能够唤醒更多的革命者。我们也不应当夸大这些批判者的作用，他们中的很多人，就仅是批判者罢了。

    当时间过去近二百年，经过批判者、革命者、建设者的辛苦努力，我们终于有机会，也有条件重新审视中国文明和西方文明的不同。在这种时候，不能够正确认识这一点，就显得有些不合格了。

    说中国历史上出现资本主义萌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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