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这一点在朱高煦看来，是必修要改动或者明确的。

    至于历史上明代的夺情制度，不同时期、不同皇帝对夺情有不同的做法。

    洪武年间由于大明刚刚建国，朱元章着力于恢复中华、重整礼法，因此在位期间严格遵守制度，基本很少出现夺情的情况，即使是为明朝建立下大功的刘基、宋廉等人在需要回家丁忧时也没有被强令夺情。

    到了永乐年间，因迁都、北征事情庞杂，朝廷急于用人，朱棣开始对大臣们夺情。

    永乐之后宣德、天顺年间夺情也比较普遍，一是这段时间北方边患比较严重，二是又发生了“土木堡之变”、“夺门之变”等事。

    到后面成化年间，由于天下已经逐渐稳定，加上夺情引发的礼法问题，所以往后的夺情就慢慢变少了。

    历史上明朝文官夺情起复者主要以阁臣、尚书、侍郎、地方巡抚、都御史等高品级的官员为主。

    只不过，无论是哪一种形式的夺情行为，都会引起礼法问题，比如历史上万历年间张居正因为夺情之事，便引发了一连串的事件。

    而朱高煦这个人做事喜欢谋而后动，讨厌打无准备的仗。

    杨文斌之父杨邦基是皇后李瑶的养父，虽然只是名义上的，但从理论上来说，杨家也算皇亲国戚了。

    但朱高煦偏偏没有按外戚的标准对待杨家，不仅没有赏赐杨家爵位，也没有赏赐杨家府邸。

    只是在李瑶受封为皇后的那一年，赐了些云锦、布匹、绸缎、书籍等物品给杨家，说是感念杨邦基对皇后的养育之恩。

    朱高煦之所以如此做，是因为他没有把杨邦基当成外戚，而是视其为能臣干吏。

    否则他不会在杨邦基去世后，亲笔为对方写祭文悼念。

    毕竟，朝廷对外戚有限制，算是用高官厚禄养着，一般不会外放到地方做封疆大吏。

    如果杨邦基坐实了外戚的身份，那么他在做一些事情的时候，就会顾虑重重，难以有所建树。

    也正是这个原因，朱高煦才会在杨文斌第二次丁忧时，忍住了对丁忧礼制动手的冲动。

    一方面，杨文斌是新科举制下的农业科进士，在府县任职期间，于农业方面颇有建树。

    另一方面，杨文斌是杨邦基之子，若朱高煦对杨文斌夺情，那么必然会引发一系列的政治及礼法问题。

    所以，朱高煦便开始布局，近三年每隔两个月就会让人在金陵旬报、京师旬报等报纸上刊登一些攻击丁忧弊端的故事主要以某些能臣干吏的真实丁忧经历来引发读者们的共情。

    “爹，容儿子给您说一说杨文斌的两次丁忧都产生了哪些影响。”

    朱高煦见朱棣若有所思，便再次开口道。

    “也好。”

    朱棣点头道。

    于是，朱高煦将其中详情慢悠悠道了出来。

    明朝以左为尊，朱高煦在乾熙初年改制后，在没有设置巡抚的省份，通常只设一名布政使，右布政使任职一年无过错且有政绩，则会调任左布政使。

    乾熙六年时，按大明吏部相关的升迁规定，时任甘肃右布政使的杨文斌可以调任为左布政使。

    就在那一年的二月，杨母去世，杨文斌不得不丁忧三年。

    对杨文斌而言，错过升职的机会，并不算大事。

    可这对大明朝廷来说，却是一件大事。

    因为按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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