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在皇帝面前很受重视的人物，兼之名闻天下，隐然一代宗师，甚至民间有人把他放到孔孟之后来提，但是他在当时来说，简直是一点官架子都没有，反差如此剧烈，更让人有如沐春风之感。

    司马梦求无意科举是真的，但是说他无意功名，却未免有点假。不过中国的“士”，讲究的是得其人而辅，若找不到那个明主，便宁可耕躬乡野，苟全性命，终身做个隐士，这是“士”之一阶层人格上独立的一面，后世之人，能理解这种想法的，少之又少。他游历天下，遍览形胜，结交三教，十年有奇，所见所闻，文官只知道贪财好色，巴结上司，钻营升迁；武官们醉生梦死，兵甲不练，坐吃空饷，倒似大宋这棵大树上布满了蛀虫一般，大家都拼了命要吸干这大树的树汁。

    好不容易盼来负天下大名三十余年的王安石，结果他手下三大干将，韩维是世家子弟，眼光看不到一等户以下；吕惠卿三兄弟在乡里就巧取豪夺，变法的结果是国库的钱财大幅上升的同时，他们吕家的田产与钱财，也跟着上升；曾布自己虽然好，可是他的亲戚们在县里面连知县都不放在眼里，欺压良善之事屡屡不绝——其上如此，其下可知。王安石纵使自己清廉，同样也要引荐亲戚，而对于吏治败坏之事，他根本不敢动一根手指。只知道拼了命的喊“开源”，实则历代苛捐杂税，本朝无一不有，这种情况下还要开源，老百姓也只能苦不堪言。

    而所谓的旧党名臣，更让司马梦求不知道要做何想，不知道这些人是不是被庆历新政的失败给挫掉了全部的锐气，只知反对不知建树——便是瞎子也知道，大宋的情况，不变不行了。在《汴京新闻》之前，大宋本来就有朝廷的邸报流传于市坊，虽然不是正式的报纸，但对于关心时政的读书人来说，却是必看之物。因此王安石的一举一动，朝野变化的情况，司马梦求虽在外省，亦了然于胸，但是越了然，只有越失望。他几乎以为大宋是变亦亡，不变亦亡的危局了，差点想要剃度出家，不再问尘世之事。

    直到他在成都读到《三代之治》、《历代政治得失》，读到关于青苗法改良的邸报，他这才又被勾起一丝希望。但是司马梦求为人，是非常的推崇“与其许之空言，不如见之行事”，他马不停蹄的出剑阁，顺长江而下，直奔江淮两浙，亲自了解改良青苗法的推行情况，用钱庄借济的利弊得失。在那里呆了一年有多，种种利弊，他无不了然于胸。他在松江边上，看到了机户之家成千上万，官府为了调节棉花的种植和水稻的种植而大伤脑筋，二者的矛盾至今没有解决；他在杭州，看到苏轼浚通西湖，亲手规划杭州市区图，教附近的百姓使用煤矿；最让他印象深刻的，是一个叫蔡卞的小官，不过十几岁的年纪，就把一方面治理得井井有条，他在治区要求百姓种植棉花和水稻三七分，而新开恳的田地则可以棉花水稻分，把松江边上官员们解决不了的问题，轻易的解决了，他异常严厉的打击富家私放高利贷，监视钱庄的利率情况，对于一些官府不愿意解决的贫困户的问题，他下令这些五等户中的贫困者，可以由县府调查清楚后，押结作保，让他们去钱庄借钱买种——司马梦求所过诸县，便是《论语正义》的署名作者唐棣、柴氏兄弟等人所在的县，都没有人能比这个蔡卞做得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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