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的宰相制度本质上是皇权和行政权分离的一种尝试，但执行的不好。世界上比较发达的国家也在这方面做了许多探索，如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后实行的君主立宪制、美国实行的的三权分立、苏联实行的苏维埃代表大会制度等，都成了立国的根本制度。”

    这个时候王稼祥在担架上侧了一下身子，刘一民忙问：“王主任，伤口又疼了？”

    王稼祥艰难的摆了摆手：“没关系，你继续说。”

    刘一民接着说道：“而战时的领导核心则必须突出领袖人物的作用，明确的奋斗目标、英明的领袖、正确的战略、坚强的军队，是保证战争胜利的最基本的因素。因为有了明确的奋斗目标，才能凝聚人心，形成团体，从中诞生领袖人物；有了英明的领袖，才能确定正确的战略方针；有了正确的战略方针，才能指挥军队无往而不胜。中国历朝历代的开国之战，从商汤伐桀、武王伐纣、秦朝统一、楚汉争霸、到唐宋元明清，所有的胜利都是这个道理。外国的历史也是如此，没有华盛顿就没有现在的美国，没有列宁就没有崭新的苏联。”

    张闻天说：“你说的很有道理，能分析一下我们红军的情况么？”

    刘一民说道：“我们红军的奋斗目标是建立苏维埃新中国，目标有了，坚强的红军队伍有了，缺少的是强有力的领袖人物和正确的战略方针。过去苏区为什么能够在强敌围剿中不断发展壮大，一个很主要的原因就是有一个了解中国国情、知道老百姓想要什么、能给老百姓什么的坚强的领导核心；有一个知己知彼、多谋善断、能够制定正确的战略战术的统帅部。所以红军的政策能得到群众拥护，红军队伍能够不断壮大，根据地能够不断发展。”

    看着三个人都在品味自己的话，刘一民心想豁出去了。就继续说道：“五次反围剿以来，红军战士还是原来的红军战士，但苏区越打越小，最后导致全军战略转移，以致有后来的湘江大败，究其原因，不是我们的红军战士不勇敢，也不是我们红军各部队指挥员战术指挥不得当，更不是敌人太强大，而是最高指挥机构战略思想出了偏差，从而把红军一次次推向险境。”

    张闻天又说道：“你知道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么？”

    刘一民回答道：“我参加红军时间短，学习的很不够，很多东西也没有思考成熟。既然首长问，我就说了，不对的地方，请首长们指正。”

    张闻天说：“你说吧，说错了也没有关系。”

    刘一民只好说道：“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本质上讲是我们党还处于建党初期，还很幼稚。理论上一味照抄照搬，不懂得把马克思主义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思想上忽左忽右，不讲实事求是；组织上过分依赖共产国际，忘记了读力自主。这就造成了斗大字不识几个的向忠发可以当党的总书记，一个只有炮兵团长水平的洋顾问德国人李德可以凌驾于政治局之上，靠地图上划线决定部队行动，指挥十万红军。这种现象违背党的指导思想，也违背组织原则，极不正常。如果不立即扭转，我们红军将面临全军覆灭的下场，我们的事业将会被个别人的错误葬送。湘江两岸烈士们的鲜血再一次证明，只有[]的战略思想才是符合我们红军和中国革命实际的正确的战略思想。我们红军迫切需要[]回到红军统帅岗位上来，率领我们杀出困境，去争取胜利。”

    “哼！简直是一派胡言、蛊惑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