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就收不起来，然后就会被平摊给还能勉强维持的乡邻身上，最后导致所有人都只能以逃亡来躲避。

    所以到了天宝年间，以田亩征收税收的户税，就开始重要起来。

    但了中晚唐，户税也不行了，国家财源枯竭，于是最终到了唐德宗建中元年，两税法正式出台。

    所谓两税，就是在每年分夏秋两次征税，夏税在六月收完，秋税在十一月收完。

    但其中最主要的改动，就是把原本看丁口的租庸调，变成了看富裕程度的分别征税。

    这从国家的税收层面来说，无疑是一次巨大的进步。

    它避免了租庸调时期大户们轻易就能将繁重的徭役，转嫁到穷苦人头上的弊病。

    不但增加了财政收入，还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穷苦百姓的负担，简化了交税的繁杂，解放了生产力。

    总结起来就是富人多缴税，穷人少缴税，缴税直接交钱，不在七七八八的需要交纳粮食、牲畜、布匹等。

    看着很好是吧确实很好，如果能严格执行下去，当然很好。

    可是这种理想模式，别说唐朝，就是后世的美利坚，税务警察号称联邦战斗力天花板，都照样做不到。

    所以唐朝的两税法只实行了不到三十年，就基本分崩离析，各级官吏上下其手，还利用缴税不能缴实物这点，逼迫百姓贱卖产出换钱，再狠狠剥削一次。

    等到了五代，那就手段就更加丰富，在两税之外，各藩镇巧立名目，使百姓生活更加水深火热之中。

    而且两税法，还有一个张鉊不知道该说是弊端，或者不算是弊端的影响。

    那就是两税法是建立在府兵制瓦解的基础上，是中央政府对于土地从强势干预，到少干预甚至不干预的反映。

    张鉊要继续实行两税法，也就必然会导致张周跟两宋一样，就算是想要抑制土地兼并，也根本无法做到。

    这也反应到了国家的基本保障武力上面。

    两汉到初唐租庸调这种模式能有效推行，这就让两汉一直到隋唐，国家随时能动员出来相当不错的武力。

    有时候哪怕正规军打完了，地方上的豪强大户，也能立刻相当的武力，只要中原朝廷的号召力没有失去，国家就没有危险。

    到了中唐和末唐，府兵制崩溃之后，玄宗就被迫搞募兵制，然后玩脱，造成了藩镇自主。

    黄巢以后，唐廷彻底失去了武力基础，藩镇武力进一步蜕变，他们从募兵制，变成了武人掌管一切，直接代替国家的作用，以政权保证武力，以武力保护政权。

    所以残唐五代，武人才那么能打，因为国家的一切好处都给了他们。

    一时间，内部几无农民起义，外敌只能低眉顺眼当灰孙子。

    但这玩意的问题很大，因为武夫根本不懂治国。

    而要是把治国权力交给文官，那文官就会用各种手段剥夺武人对政权的掌控。

    所以他们干脆极度鄙视文人，把国家当场帮派，当成黑社会来经营。

    结果玩到后晋，就迎来了总崩溃，因为百姓们承受不住了。

    他们不是逃往到山上、沼泽里成为黑户，就是已经死于各种天灾人祸。

    实际上中原自朱梁末期，就一直处于总崩溃的边缘。

    后晋那是被契丹打败的吗不是他们是被贫穷打败的。

    不管是这个时空，还是历史上，后晋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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