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党申请书，并将带来的100块银元交给党组织，盼望着党支部批准他入党。他哪里知道，在研究他的入党问题时，有位支部成员说他是拿钱买党票，动机不纯，而且在武昌读大学的历史没有调查清楚，不知是不是加入了“CC”组织，需要进一步调查、考验。鄂中特委面对着严重的经济困难，派出了“应城县抗日动员委员会”，由得力的党员干部樊同志担任主任，并派一支抗日武装力量挺进应城矿区，发动群众，开展武装斗争，发展党的组织，恢复政权。在矿区区委书记邓先柱等同志积极配合下，在矿区召开了矿商会议，讲明了“抗日救亡，人人有责，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抗日乐捐宗旨。民族亡，家不保啊！大批爱国资本家踊跃认捐，1938年11月底，第一次就募集抗日乐捐一万二千元（法币）；从12月至1939年6月，边区每月从矿区收取一万元（法币）乐捐，从7月起，每月从矿区收取四万五千元，并按月如数交纳。190年2月起，因部队扩大，每月从矿区收取抗日乐捐八万五千元，191年春，新四军鄂豫挺进纵队改编为新四军第五师，部队发展到五万多人，抗日乐捐增加到十二万五千元，为边区部队解决了财政不足的困难。杨根来每月捐献抗日乐捐二百元，以后每月交抗日乐捐一千元。蔡老板在部队生活困难、原国民党县保安队归顺游击队改编为第一中队后要挟县政府发军饷、汉留武装归顺游击队后怀疑蔡老板的部队是否多发了军饷、日本帝国主义对丁家冲进行了残酷的扫荡、五位员壮烈牺牲、大雪盖满烈士的遗体、丁家冲南北十五公里内大小十九座湾村、三百八十栋房屋被烧毁、一百四十余名群众被劈、枪、杀、烧死的严重时刻，带着人腊月三十回家，从地窖里挖出银元，用骡子驮着运到了丁家冲，捐献给了抗日政府，因此，京山、应城县的人民有口皆碑，都晓得抗日游击队里有个用骡子驮现洋抗日的蔡老板。国难当头，民不聊生，日本帝国主义对膏盐地严加控制，游击队筹钱更加困难了。赵师傅带着几个叫化子徒弟来到杨根来家，说明了少老板杨道荣急需钱的意见，杨根来急得两手搓，盐棚被日本帝国主义停了产，石膏被日本人强行运走了不给钱，欠着工人的工资没有发，哪来的钱呢？丁桂英望着急得团团转的丈夫，摘下金耳环、金项链、金手镯递给他，说：“救国比救火还急，这些给您。”杨根来捧手接了，颤抖着，含泪交给赵师傅。另外从地窖地里拿出两根金条，交给了赵师父。刘先生派人挑了一担银元送来了。赵师傅和几个徒弟在杨根来家吃饱喝足了，把金子、银元藏在破棉袄中缝好。丁桂英拿出亲手做的棉鞋给赵师傅穿上，说：“没有您老人家救命，就没有我们一家。只是家中的钱都交给了抗日游击队，连收条也没有打一张，到时候怕说不清楚啊！”望着皱纹爬满了脸庞的丁桂英，赵师傅笑着回答道：“说得清楚的，少老板说了，等全国解放了，人民政府会加倍偿还给你们的。”赵师傅辞别了杨根来一家人，夹着打狗棍，带着几个徒弟，连夜向京山县丁家冲走去，望着师父的背影消失在夜色中，杨根来的眼圈红了，叹道：“师父啊，您身为乞丐，心系抗日，日夜奔忙啊！”钱伯发靠着巴结侵华日军驻应城宣抚班主任细川，发了大财，捞得不少，把金子、银子藏进墙斗里。要他出抗日乐捐时，他一脸苦相，说：“家乡人我不敢得罪，国民党我不敢得罪，日本人我更不敢得罪！出抗日乐捐，我实在没钱，管一个月像么样？”“未必一百块钱都没得？”“没得，确实没得！”钱伯发把手筒在袖筒里，一脸苦相。“出点盐该有吧？”钱伯发见赖不脱，指派工人，把白盐挑成堆，撮了一担脚盐交给了抗日乐捐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