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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述古代学术源流,记载皇家藏书目录,所关却就大了。艺文志的底本
是刘歆的七略,刘向、刘歆父子都曾奉诏校读皇家藏书;他们开始分别源流,
编订目录10,使那些“中秘书”渐得流传于世,功劳是很大的。他们的原著
都已不存,但艺文志还保留着刘歆七略的大部分。这是后来目录学家的
宝典。原来秦火之后,直到成帝时,书籍才渐渐出现;成帝诏求遗书于天下,这
些书便多聚在皇家,刘氏父子所以能有那样大的贡献,班固所以想到汉书里
增立艺文志,都是时代使然。司马迁便没有这样好运气。
史记成于一人之手,汉书成于四人之手。表、志由曹大家和马续补
成;纪、传从昭帝至平帝有班彪的后传作底本。而从高祖至武帝,更多用
史记的文字。这样一看,班固自己作的似乎太少。因此有人说他的书是“剽窃”
而成11,算不得著作。但那时的著作权的观念还不甚分明,不以抄袭为嫌;
而史书也不能凭虚别构。班固删润旧文,正是所谓“述而不作”。他删润的地方,
却颇有别裁,决非率尔下笔。史书叙汉事,有阙略的,有隐晦的,经他润色,便
变得详明,这是他的独到处。汉代“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他实在表
彰得更为到家。书中收载别人整篇的文章甚多,有人因此说他是“浮华”之士
12。这些文章大抵关系政治学术,多是经世有用之作。那时还没有文集,史
书加以搜罗,不失保存文献之旨。至于收录辞赋,却是当时的风气和他个人的嗜
好;不过从现在看来,这些也正是文学史料,不能抹煞的。
班、马优劣论起于王充论衡。他说班氏父子“文义浃备,纪事详赡”,
观者以为胜于史记13。王充论文,是主张“华实俱成”的1。汉代
是个辞赋的时代,所谓“华”,便是辞赋化史记当时还用散行文字;到了
汉书,便弘丽精整,多用排偶,句子也长了。这正是辞赋的影响。自此以后,
直到唐代,一般文士,大多偏爱汉书,专门传习,史记的传习者却甚少,
这反映着那时期崇尚骈文的风气。唐以后,散文渐成正统,大家才提倡起史记
来;明归有光及清桐城派更力加推尊史记差不多要驾乎汉书之上了。
这种优劣论起于二书散整不同,质文各异,其实是跟着时代的好尚而转变的。
晋代张辅,独不好汉书。他说:“世人论司马迁,班固才的优劣,多以
固为胜,但是司马迁叙三千年事,只五十万言,班固叙二百年事,却有八十万言。
烦省相差如此之远,班固那里赶得上司马迁呢”15刘知几史通却以为
“史记虽叙三千年史,详备的也只汉兴七十多年,前省后烦,未能折中;若
教他作汉书恐怕比班固还要烦些”16。刘知几左袒班固,不无过甚其辞。
平心而论,汉书确比史记繁些。史记是通史,虽然意在尊汉,不妨
详近略远,但叙汉事倒底不能太详;司马迁是知道“折中”的。汉书断代为
书,尽可充分利用史料,尽其颂述功德的职分;载事既多,文字自然繁了,这是
一。汉书载别人的文字也比史记多,这是二。汉书文字趋向骈体,
句子比散体长,这是三。这都是“事有必至,理有固然。”不足为汉书病。
范晔后汉书。班固传赞说班固叙事“不激诡,不抑抗,赡而不秽,详而有体,
使读之者亹亹而不厌”,这是不错的。
宋代郑樵在通志总序里抨击班固,几乎说得他不值一钱。刘知几论通史
不如断代,以为通史年月悠长,史料亡佚太多,所可采录的大都陈陈相因,难得
新异。史记已不免此失;后世仿作,贪多务得,又加繁杂的毛病,简直教人
懒得去看17。按他的说法,像鲁春秋等,怕也只能算是截取一个时代的
一段儿,相当于史记的叙述汉呈;不是无首无尾,就是有首无尾。这都不如
断代史的首尾一贯好。像汉书那样,所记的只是班固的近代,史料丰富,搜
求不难。只需破费工夫,总可一新耳目,“使读之者亹亹而不厌”的18。郑
樵的意见恰相反,他注重会通,以为历史是联贯的,要明白因革损益的轨迹,非
会通不可。通史好在能见其全,能见其大。他称赞史记,说是“六经之后,
惟有此作”。作说班固断汉为书,古今间隔,因革不明,失了会通之道,真只算
是片段罢了19。其实通古和断代,各有短长,刘、郑都不免一偏之见。
史、汉可以说是自各成家。史记“文直而事核”,汉书
“文赡而事详”20。司马迁感慨多,微情妙旨,时在文字蹊径之外;汉书
却一览之余,情词俱尽。但是就史论史,班固也许比较客观些,比较合体些。
明茅坤说:“汉书以矩矱用”21,清章学诚说“班氏守绳墨”,“班氏
体方用智”22,都是这个意思。晋傅玄评班固,“论国体则饰主阙而折忠臣,
叙世教则贵取容而贱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