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譬如一块坚而白的石头，看的时候只见白，没有坚，摸的时候只觉坚，不见白。

    所以白性与坚性两者是分离的。况且天下白的东西很多，坚的东西也很多，有白

    而不坚的，也有坚而不白的。也可见白性与坚性是分离的。白性使物白，坚性使

    物坚；这些虽然必须因具体的物而见，但实在有着的存在，不过是潜存罢了。

    这叫作“离坚白”15。这种讨论与一般人感觉和常识相反，所以当时以为

    “怪说”“琦辞”，“辩而无用”。16但这种纯理论的兴趣，在哲学上是有

    它的价值的。至于辩者对于社会政治的主张，却近于墨家。

    儒、墨、道各家有一个共通的态度，就是托古立言；他们都假托古圣贤之言

    以自重。孔子托文王、周公，墨子托于禹，孟子托于尧、舜，老、庄托于传说中

    尧、舜以前的人物；一个比一个古，一个压一个。不托古而变古的只有法家。法

    家出于“法术之士”17，法术之士是以政治为职业的专家。贵族政治崩坏的

    结果，一方面是平民的解放，一方面是君主的集权。这时候国家的范围，一天一

    天扩大，社会的组织也一天一天复杂。人治、礼治，都不适用了。法术之士便创

    一种新的政治方法帮助当时的君主整理国政，作他们的参谋。这就是法治。当时

    现实政治和各方面的趋势是变古尊君权、禁私学、重富豪。法术之士便拥护

    这种趋势，加以理论化。

    他们中间有重势、重术、重法三派，而韩非子集成其大成。他本是韩国的贵

    族，学于荀子。他采取荀学、老学、和辩者的理论，创立他的一家言；他说势、

    术、法三者都是“帝王之具”18，缺一不可。势的表现是赏罚，赏罚严，才

    可以推行法和术。因为人性穷竟是恶的，术是君主驾御臣下的技巧。综核名实是

    一个例。譬如教人作某官，按那官的名位，该能作出某些成绩来；君主就可以照

    着去考核，看他名实能相副否。又如臣下有所建议，君主便叫他去作看他能照所

    说的作到否。名实相副的赏，否则罚。法是规矩准绳明主制下了法，庸主只要守

    着，也就可以治了。君主能够兼用法势，就可以以一驭万，以静制动，无为而治。

    诸子都讲政治，但都是非职业的，多偏于理想。只有法家的学说，从实际政治出

    来，切于实用。中国后来的政治，大部分是受法家的学说支配的。

    古代贵族养着礼、乐专家，也养着巫祝、术数专家。礼、乐原来的最大的用

    处在丧、祭。丧、祭用礼、乐专家，也用巫祝；这两种人是常在一处的同事。巫

    祝固然是迷信的；礼、乐里原也是有迷信成分的。礼、乐专家后来沦为儒；巫祝

    术数专家便沦为方士。他们关系极密切，所注意的事有些是相同的。汉代所称的

    阴阳家便出于方士。古代术数注意于所谓“天人之际”，以为天道人事互相影响。

    战国末年有些人更将这种思想推行起来，并加以理论化，使它成为一贯的学说。

    这就是阴阳家。

    当时阴阳家的首领是齐人驺衍。他研究“阴阳消息”19，创为“五德终

    始”说20。“五德”就是五行之德。五行是古代信仰。驺衍以为五行是五种

    天然势力，所谓“德”。每一德，各有盛衰的循环。在它当运的时候，天道人事，

    都受它支配。等到它运尽而衰，为别一德所胜，所克，别一德就继起当运。木胜

    土，金胜木，火胜金，水胜火，土胜水，这样“终始”不息。历史上的事变都是

    这些天然势力的表现。生一朝代，代表一德；朝代是常变的，不是一家一姓可以

    永保。阴阳家也讲仁义名分，却是受儒家的影响。那时候儒家也在开始受他们的

    影响，讲周易，作易传。到了秦、汉间，儒家更几乎与他们混和为一；

    西汉今文家的经学大部便建立在阴阳家的基础上。后来“古文经学”虽然扫除了

    一些“非常”、“可怪”21之论，但阴阳家的思想已深入人心，牢不可拔了。

    战国末期，一般人渐渐感着统一思想的需要，秦相吕不韦便是作这种尝试的

    第一个人。他教许多门客合撰了一部吕氏春秋。现在所传的诸子书，大概都

    是汉人整理编定的；他们大概是将同一学派的各篇编辑起来，题为某子。所以都

    不是有系统的著作。吕氏春秋却不然；它是第一部完整的书。吕不韦所以编

    这部书，就是想化零为整，集合众长，统一思想。他的基调却是道家。秦始皇统

    一天下，李斯为相，实行统一思想，他烧书，禁天下藏“诗、书百家语”

    22。但时机到底还未成熟，而秦不久也就亡了，李斯是失败了。所以汉初诸

    子学依然很盛。

    到了汉武帝的时候，淮南王刘安仿效吕不韦的故智，教门客编了一部淮南

    子，也以道家为基调，也想来统一思想，但成功的不是他，是董仲舒。董仲舒

    向武帝建议：“六经和孔子的学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