态度：

    “这国战，和军阀混战毕竟不一样，面对名族存亡的关头，牺牲在所难免......”

    对于黄浩然如此的回答，汪兆铭心里有些高兴，因为他在黄浩然的情绪中抓到了一丝黯然，这与他的低调俱乐部的情绪很一致。在汪看来，今天的这番话，才是黄浩然真正的内心。

    “就按你说的，战争难免有牺牲，可全面抗战到现在，中国为什么一步一步的往后退呢？虽然这中间佑臣你也取得过几场大胜，可总体的趋势，却依旧是中国向后，日本向前！这不是三军不用命！更不是政府不努力！实在是因为中国比较日本的进步，足足迟了六七十年，眼下中国的国防力量根本不能挡住日本的侵略！然而，自‘九一八’以来，中国的外交方针又是怎样呢？不过是唱着强硬的高调，掩耳盗铃罢了！概括来说，既然从军事上不能挡住日本一步一步的进来，只能从外交上想办法，使我们退得慢些。”

    黄浩然觉得汪兆铭目前说的这些话除了有些悲观，还谈不上是卖国言论，实际上国民政府之所以等到1937年才向日本正式宣战，高层的想法，未必没有和汪兆铭一致的地方。

    也正是在这种妥协求和的思想指导下，汪兆铭才会在当行政院长时，亲手与日本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和《何梅协定》，并认为他这样做，才是对国家负责的表现。

    直到抗战爆发后，汪兆铭仍顽固地坚持其中国比日本落后六七十年，抗战必败的观点。他认为日本是“一个国富民强的国家”，中国“军事、经济一切社会组织及社会能力都落人后。”“以一个刚刚图谋强盛的中国来与已经强盛的日本为敌，胜负之数不问可知。”正是从这种看似中正，却事先设定了失败结局的“事事不如人”的国情观出发，汪兆铭觉得“战必大败，和未必大乱”，“所以应该能和则和。”

    打不赢就谈，谈不了就拖，还可以期待外部的调停嘛！可冰冷的现实已经给中国政府的高层抽了响亮的耳光，如今汪兆铭还要去感慨这些，说明这些人的思想，还停留在全面抗战之前，压根就没有孤注一掷的觉悟。

    那就再给汪兆铭递个梯子，让他顺着爬，瞧瞧后面还有没有什么新鲜的......

    “谈何容易，日本人既然已经占据了有利位置，又岂会轻易与我们谈判，需知，弱国无外交啊......若是在谈判中没有了话语权，这和投降又有什么分别？”

    黄浩然的这几句，直指汪兆铭刚才那套理论中的要害，就如在《论持久战》中批判亡国论者时所言：他们“看重了强弱一个矛盾，把它夸大起来作为全部问题的依据，而忽略了其他的矛盾，他们只提强弱对比一点，是他们的片面性；他们将此片面的东西夸大起来看成全体又是他们的主观性。所以在全体说来，他们是没有根据的，是错误的。”从这种没有根据的、错误的前提出发，汪兆铭叛国投敌就具备了逻辑起点和心理基础。

    “不！这不是投降！而是政治智慧！求和并不是去投降日本当汉奸，而是欲待国力增强，具备抵抗日军的条件后再试图抵抗日本！”这一回，汪兆铭的情绪有些激动了，他觉得黄浩然是在挑战他的理论基础，想把他和投降派混为一谈，扣上卖国贼的帽子，这也是汪兆铭现在最担心的，对自己的曲线救国行为，实际上汪兆铭也没有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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