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言的国语，左传从它里面取材很多。那是铺排

    的记言，一面以尚书为范本，一面让当时记言体的、恢张的趋势推动着，成

    了这部书。其中自然免不了记事的文字；左传便从这里出发，将那恢张的趋

    势表现在记事文里。那时游士的说辞也有人分国记载，也是铺排的记言，后来成

    为战国策那部书。左传是说明春秋的，是中国第一部编年史。它最

    长于战争的记载，它能够将千头万绪的战事叙得层次分明，它的描写理旬栩栩如

    生。它的记言也异曲同工，不过不算独创罢了。它可还算不得一部有自己系统的

    书；它的顺序是依着春秋的。春秋的编年并不是自觉的系统，而且“断

    如复断”，也不成一部“书”。

    汉代司马迁的史记才是第一部有自己的系统的史书。他创造了“纪传”

    的体制。他的书包括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共五十多万

    字。十二是十二月，是地支，十是天干，八是卦数，三十取老子“三十辐共

    一毂”的意思，表示那些“辅弼股肱之臣”，“忠信行道以奉主上”18；七

    十表示人寿之大齐，因为列传是记载人物的。这也是用数目哲学作系统，并非逻

    辑的秩序，和吕氏春秋一样。这部书“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以

    剪裁与组织见长。但是它的文字最大的贡献，还在描写人物。左氏只是描写事，

    司马迁进一步描写人；定人更需要精细的观察和选择，比较的更难些。班彪论

    史记“善叙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野，文质相称”19，这是说司马迁行

    文委曲自然。他写人也是如此。他又往往即事寓情，低徊不尽，他的悲愤的襟怀，

    常流露在字里行间。明代茅坤称他“出风入骚”20是不错的。

    汉武帝时候，盛行辞赋；后世说“楚辞汉赋”，真的，汉代简直可以说是赋

    的时代，所有的作家几乎都是赋的作家。赋既有这样压倒的势力，一切的文体，

    自然都受它的影响。赋的特色是铺张、排偶、用典故。西汉记事记言，都还用散

    行的文字，语意大抵简明；东汉就在散行里夹排偶，汉、魏之际，排偶更甚。西

    汉的赋，虽用排偶，却还重自然，并不力求工整，东汉到魏，越来越工整，典故

    也越用越多。西汉普通文字，句子很短，最短有两个字的。东汉的句子，便长起

    来了，最短的是四个字；魏代更长，往往用上四下六或上六下四的两句以完一意。

    所谓“骈文”或“骈体”，便这样开始发展。骈体出于辞赋，夹带着不少的抒情

    的成分；而句读整齐，对偶工丽，可以悦目，声调和谐，又可悦耳，也都助人情

    韵。困皮能够投人所好，成功了不废体制。

    梁昭明太子在文选里第一次提出“文”的标准，可以说是骈体发展的指

    路牌。他不选经、子、史，也不选“辞”。经太尊，不可选，史“褒贬是非，纪

    别异同”，不算“文”；子“以立意为宗，不以能文为本”：“辞”是子史的支

    流，也都不算“文”。他所选的只是“事出于沈思，义归乎翰藻”之作。“事”

    是“事类”，就是典故：“翰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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