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指典故和譬喻。典故用得好的，譬喻用得好

    的，他才选在他的书里。这种作品好像各种乐器，“并为入耳之娱”；好像各种

    绣衣，“俱为悦目之玩”。这是“文”，和经、子、史及“辞”的作用不同，性

    质自异。后来梁元帝又说：“吟咏风谣，流连哀思者谓之文”，“文者，惟须绮

    縠纷披，宫徵靡曼，唇吻遒会，情灵摇荡。”21这就说，用典入，有对偶、

    谐声调的抒情作品才叫作“文”呢。这种“文”大体上专指诗赋和骈体而言；但

    应用的骈体如章奏等，却不算里在里头。汉代本已称诗赋为“文”，而以“文辞”

    或“文章”称记言、记事之作。骈体原也是些记言、记事之作，这时候却被提出

    一部分来，与诗赋并列在“文”的尊称之下，真是“附庸蔚为大国”了。

    这时有两种新文体的发展。一是佛典的翻译，一是群经义疏。佛典翻译从前

    不是太直，便是太华；太直的不好懂，太华的简直是魏、晋人讲老、庄之学的文

    字，不见新义。这些译笔都不能作到“达”的地步。东晋时候，后秦主姚兴聘龟

    滋僧鸠摩罗什为国师，主持译事。他兼通华语及西域语，所译诸书，一面曲从华

    语，一面不失本旨。他的译笔可也不完全华化，往往有“天然西域之语趣”22

    ；他介绍的的“西域之语趣”是华语所能容纳的，所以觉得“天然”。新文体这

    样成立在他的手里。但他的翻译虽能“达”，却还不能尽“信”；他对原文是不

    太忠实的。到了唐代的玄奘，更求精确，才能“信”、“达”兼尽，集佛典翻译

    的大成。这种新文体一面增扩了国语的词汇，也增扩了国语的句式。词汇的增扩，

    影响最大而易见，如现在口语里还用着的“因果”、“忏悔”、“刹那”等词，

    便都是佛典的译语。句式的增扩，直接的影响比较小些，但像文言里常用的“所

    以者何”、“何以故”等也都是佛典的译语。另一面，这种文体是“组织的，解

    剖的”23。这直接影响了佛教徒的注疏和“科分”之学2。间接影响了

    一般解经和讲学的人。

    演释古人的话的有“故”、“解”、“传”、“注”等。用故事来说明或补

    充原文，叫作“故”。演释原来辞意，叫作“解”。但后来解释字句，也叫做

    “故”或“解”的各种意义。如春秋左氏传补充故事，兼阐明春秋辞意。

    公羊传、穀梁传只阐明春秋辞意用的是问答式的记言。易传

    推演卦爻辞的意旨，也是铺排的记言。诗毛氏传解释字句，并给每篇诗作

    小序，阐明辞意。“注”原只解释字句，但后来也有推演辞意、补充故事的。用

    故事来说明或补充原文，以及一般的解释辞意、大抵明白易晓。春秋三传和

    诗毛氏传阐明辞意，地是断章取义，甚至断句取义，所以支离破碎，无中生

    有。注字句的本不该有大出入，但因对于辞意的见解不同，却取字义，也有各别

    的标准。注辞意的出入更大。像王弼注周易，实在是发挥老、庄的哲学象注

    庄子，更是藉了庄子发挥他自己的哲学。南北朝人作群经“义疏”，一

    面便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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